疫情中，国企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建设方舱医院和隔离点，还是保供，抑或在闭环管理严格受控下保持生产经营平稳有序，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个要求集于一身，难度是空前的。

　　所有这些市场主体的努力，让我看到了经济的基本盘，也从一个新的角度想到了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有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更多市场主体努力生产更多的东西、更专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就是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就是通过变革和创新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

　　这也是我一直的基本立场，即生产性创新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正道。

　　最近媒体和学界有不少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即在资产价格下跌而负债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会尽可能储蓄，减少支出用于还债，不再积极消费和投资，从而引发通缩和衰退。这些讨论虽以日本为对象，也隐含了对中国的担心。

　　我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拒绝不了巨大的泡沫，也就拒绝不了巨大的衰退。

　　这正是日本当年发生过的事。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很多商业不动产、住宅、别墅用地、高尔夫球场的下跌幅度是百分之六七十，甚至95%，富翁变负翁哀鸿遍野。究其本，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金融化、泡沫化过于严重。

　　相比起来，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资产金融化、泡沫化以及风光一时的金融资本玩家们，采取了多方面的相当严厉的措施。去杠杆，防风险，相当于主动拆弹。因此中国资产市场的稳定性、抗衰力和当年的日本很不同。一些房地产相关企业也认为，当下的问题主要是交易量不足，资产流动性不够，买家观望意识浓，特别是对商业类的重资产。同时因为诸多主动的限制，就算一些人有购买力也无法参与，不像日本当年，崩盘后“资产之水天上来”，下面却无力接盘。

　　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虽然没有日本式的泡沫崩溃风险，但也有沉痛教训，就是在P2P、非法私募、刚兑乱象、部分高杠杆企业爆雷等过程中，不少民间积蓄饱受冲击，甚至化为乌有。这从反向说明，如果任由“负债驱动、抬高预期、押注资产暴涨、加速资产负债表扩张”的逻辑泛滥，有人击鼓传花，有人浑水摸鱼，有人炮制概念，有人制造庞氏，终究注定是一场“无言大结局”。

　　中国经济当下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其实是如何修复现金流量表，特别是修复经营性现金流。因为疫情冲击导致一些线下业态停摆，供应链和物流被波及，国际订单不稳，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不少行业、企业裁员，其后果都是让原来能够产生稳定收入、稳定现金流的行业、企业和工作岗位，现在产生不了那么多收入和现金流，甚至完全消失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的“粮”就是要有进账，有收入和现金流进来。

　　为了保卫企业、居民的收入和现金流，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想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供应链、保市场运行。此时政府的作用至关紧要，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企业和对地方政府的纾困政策、就业政策、促进消费政策等），也在应出尽出。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二个主要观点——如果不能保持包容性增长和生产性创新，也不可能拒绝衰退。包容性增长意味着让更多人得到机会，生产性创新意味着摆脱低附加值的困扰，创造真实价值，并不断创新价值。现在不少企业的资产变现能力差，本质也是因为这些资产的价值创造能力差。

　　经济本身是有周期的，从这个意义说，谁都抗拒不了在某个阶段出现停滞或衰退。

　　我所说的拒绝衰退，是提出一种可能，即如果中国经济够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拒绝大的泡沫和盲进；

　　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坚守生产性创新；

　　促进包容性增长；

　　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挖掘潜力释放活力，并通过法治建设稳定预期。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是坚实的、有韧性的，即使遇到再大冲击也能度过。

　　健康的人不是不生病，而是少生病，生了病好得快，这要靠平时方方面面的努力，养成好的习惯。身体素质好，健康质量才会高。

　　纵观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真正能够迈进高收入现代化行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并不多。历史启示我们，拒绝不了大泡沫就拒绝不了大衰退，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创新驱动就拒绝不了停滞，解决不好贫富分化问题就拒绝不了社会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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