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GA Markets朱民：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落后，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

5月22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主旨演讲。

NAGA Markets探讨了三个问题：

1，疫情表现出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远远落后，不能有效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2，更进一步来说，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两个维度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

3，我们探讨治理机制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治理机制的全球政治领导力的协调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NAGA Markets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疫情表明70年前构建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制是严重的破裂和落后于时代的，疫情到来，全球准备严重不足，当然疫情有它的突发性，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疫情发生以后也很明显，全球不能协调一致，各个国家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方面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和矛盾，今天在疫苗的研发、制造和配送方面也还有很大的协调的困难。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囤积了高达人口数倍的疫苗，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疫苗的注射率低于1%，我们估计到2021年底，发达国家75%的人口会注射疫苗，而发展中国家只有25%的人口能够注射疫苗。病毒没有国界，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没有注射疫苗，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现况必须被改变，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讨论，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机制和融资机制，意大利的G20任命了一个高级别的独立小组来研讨这个问题，我也很荣幸的被选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我们讨论了很多个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融资是个大事但是要改变和构造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造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融资体系来预防未来疫情可能的发展，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这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不足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讨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远远不能跟上发展和变化的全球经济的现实和需要，不能提供新的全球公共产品。

大家都知道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已经不能反应当下世界经济金融实力的变化，从1945-2020年，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新兴经济体已经占了全球GDP的比重达到50%，在过去数十年里，每年贡献全球经济增长60%以上，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按照1945年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体系的股权应该公平的反映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比重，那么现在看来，是远远落后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G20的推动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一次增资和股权调整，我在IMF工作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方面还是走在前面，增资股权调整以后我们进行了第14次的额度调整，同时把人民币纳入了SDR的篮子，但是现在看第15次份额总检查没有进展，这次国际金融委员会基本同意进行6500亿SDR的增发，我们同时也希望这次增发伴随16次额度的迅速推进调整能够对现有的股权结构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像世界银行和区域发展银行等等都能适应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变化，让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股权和发言权。但这还远远不够，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在70年以前建立的，在今天已经不能覆盖全球面临的新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对金融科技的全球监管。

所以在这个大的课题下，今天世界有无数的课题需要讨论，需要研究，需要形成政治决策，需要来推进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比如我们要继续支持WTO并对WTO进行改革，让贸易的多边主义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一点特别重要，随着现在恩戈齐成为了WTO的总裁，世界贸易组织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全球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贸易一定是全球化的，所以世界需要WTO来持续的制定规则，来持续的协调矛盾，来持续的推进贸易的全球化，所以WTO的改革和发展是个大事。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对世界卫生组织能更好的履行全球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继续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最大的就是它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科研能力，没有足够的危机预警能力，特别是全球的协调能力，这个都需要在根本上从治理机制上予以解决。这次危机表明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危机，其实也给我们推进全球卫生组织的改革和发展一个重要的机遇和抓手。

又比如说，我们需要面对全球的新的挑战，构建新的相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这里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题目，第一个是气候变化，现在全球关于气候变化和碳中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144个国家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承诺碳中和，这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承诺，我们没有一个协调全球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的治理框架和治理机制。所以如果仅仅维持在一个自愿承诺的基础上，那么推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是推动全球重构气候变化碳中和的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窗口机遇，同时因为今年要召开全球的气候大会，我特别希望这个气候大会不断在额度、在减排等方面，在融资、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在制度性的建设，构建全球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上有具体的成果。

第二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科学创新不断进步，数字化发展迅猛，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尚未覆盖这些新的但特别重要的涉及未来的领域，例如可持续发展、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的跨境监管等等。这些领域都需要有新的框架和新的思路，现在各个国家都出台了不同的政策，比如说在数字经济方面，欧洲有欧洲的GDPR，有它的规则，其他的一些国家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各种组织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怎么来协调，怎么来形成全球共识，我觉得这个就变的特别重要。

在今天这个世界环境上，科技进步、数字化、网络安全变的非常重要，对这些新的领域，我们必须及时的行动起来，构建新的全球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框架。

第三个大的领域就是我们要构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政治领导力。

当我们讨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刚才讨论的在表面上看到的结构的不足，跟不上形势、不能覆盖新的领域，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更深的层次和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政治领导力问题。1945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是以G7国家为主要的全球政治领导力，但是今天，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7的架构已经远远不能代表全球经济领域的政治力量。2008年全球危机催生了新的G20国集团的诞生，也把全球金融论坛更新为全球金融理事会，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在G20还是缺乏常设的机构来研究、建议和落实G20的政治决策，现实中我们仍然观察到G7还在扮演全球领导力的角色，在每次G20会议之前它总是内部先协调提出意见，而我们也观察到在G20的内部磋商也往往带有双边的色彩，因此很难实现G20决议的连贯性、可持续性和监督执行。所以我们在考虑改革和构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覆盖和迎接新的主要挑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全球治理机制的时候，也需要考虑顶层设计，就是构建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顶层领导力，把它的功能、地位、落实能力都具体化，把G20建成一个真正的代表全球经济金融的政治力量，能够提供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政治领导力。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基础的研究和沟通，今天，关心全球经济治理的各国的政府和各个智库、研究机构都在积极的探讨这些新领域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政策，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改革和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辩论和探讨中有重大的世界、历史和中国的国家责任，当仁不让。这就是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决定成立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论坛，决定成立中国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的初衷。我在此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同样意识到这件事对全人类的重大意义，决定和我们合作，共同创办全球经济治理论坛，我在此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特别感谢Merit E. Janow院长，特别感谢参加50人论坛的成员，也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为大会的筹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从1945年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人类又一次面临新的共同的挑战，又一次面临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任，我们不能辜负历史，我们不能辜负当下，我们不能辜负未来，我们应当努力。